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1)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有去过西藏旅游的同学都知道在藏区遍布着很多苯教寺院,在佛教文化中苯建筑和僧人服饰、各种法器上基本上区分不出佛苯的不同之处;唐卡和经文内容甚至程序也基本相同,法会和法舞、辩经内容也大同小异。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转经的方向相反,苯教是逆时针,而佛教是顺时针而已。
这是一些人对苯教最直观的感受。很多人也提出佛苯到底存在什么区别,雍仲苯教是否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支派?或者说雍仲苯教是不是也算佛教?雍仲苯教和佛教的关系如何?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对佛苯两教对此问题的论述作一简要概述后,然后综合两者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试图回答以上所提出的问题。
从苯教所供奉的神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神来源于佛教,有许多神像也是仿照佛教神祗的形象来塑造的。即便是作为始祖和供奉主神的丹巴辛饶像,在一些寺庙中也是按释迦牟尼像仿塑的。苯教中的佛、法、僧“三宝”供奉也是从佛教中学习而来的,所不同的是苯教的佛宝是丹巴辛饶;法宝是指丹巴辛饶的苯教经典和理论;僧宝是指丹巴辛饶的弟子。
从苯教的经典来看,共分“九乘”,即九部分。前四部份称着“因乘”,主要内容是讲述苯教教法和各种宗教仪轨,如占卜、诅咒、颂赞、祈求、驱邪等。这部分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苯教的基本内容。后五部分称“果乘”,专门讲述如何超脱轮回之苦,这部分所讲述的内容及其讲述这些内容的经典基本上来源于佛教,是从佛教中的经典篡改为苯经的。如《康勤》是从佛经中的《般若十万颂》改造而来;《康穷》来源于佛经中的《般若二万五千颂》,《本经》来源于《瑜伽师地》,《十万黑白花龙经》来源于《总持五部》。
苯教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复杂。以至学术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有的学者将苯教归入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因为现在的苯教都基本上已佛教化。但也有学者反对将苯教纳入佛教的主张,他们认为苯教虽然与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教理教义上仍有一定差异,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并且苯教与佛教间相互的认同感也极差。
苯教虽然在学习佛教,但并不是照搬佛教,而是根据苯教利益有选择地改造和吸收佛教。苯教徒也从不将自己认同为佛教。不管苯教是否属于佛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长期而又残酷的佛、苯斗争中,苯教从佛教中吸取了许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特征。
(2)藏地佛教常识:藏传佛教僧人能吃肉吗
在佛教的饮食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是出家人不能吃荤,不过,在藏传佛教中,其僧人却可以吃肉,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不同之处吗?具体原因如何,就让我们一起到佛学入门中了解吧。
藏传佛教僧人可以吃肉。
原因:藏地地处青藏高原之上,作为存在于世界屋脊上的广大地区,偏僻的交通状况使其千余年来都与外界几乎彻底隔绝。加之这里严酷的自然条件所限,诸如高海拔、高温差、缺氧、严寒、永久冻土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适宜于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农作物少而又少、数量可谓微乎其微。
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制约下,藏族人依然以青稞、糌粑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来源,在没有蔬菜、谷物的情况下,部分藏人才开始食用有限的肉食,因自然条件已无法让他们再做出别种选择。
从佛教本身讲,不论藏传还是汉传,出家人的别解脱戒都是来自小乘有部和经部,内容差不多。释迦牟尼佛住世时,规定出家人必须托钵乞食,而且施主布施什么就必须吃什么,不能有选择,如果说“我不能吃这个”,就违反了戒律,所以如果布施了肉也必须吃。
最初的规定是僧人不得吃葱、姜、蒜一类,气味辛窜。小乘的戒律里开许可以吃三净肉,所谓三净肉,指的是:第一,没有亲眼看到是为我而杀的;第二、没有听到我信任的人说这是专门为我而杀的;第三、自己没有怀疑这是专门为我而杀的。这样的肉可以吃。所以如果只看小乘戒律,并没有完全禁止吃肉。
但是,在大乘的《楞严经》和《涅槃经》里,佛极力呵斥吃肉的恶习,因为“夫食肉者,断大慈种”。而且在《涅槃经》里规定:“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也。”即使是自己死的动物也不能吃。当初开许小乘弟子吃三净肉是因为“是三种净肉随事渐制”,随着弟子水平的提高,要求也越来越严,最后完全禁止吃肉。总之,“一切现肉,悉不应食,食者得罪”,所以大乘的修行者应该断除一切肉食。
当年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没有吃素的记载,而到了五代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根据《涅槃经》《楞伽经》等诸多教典,出于悲心而著有《断酒肉文》四篇,主张僧尼应一律戒荤茹素,并自此之后使吃素成了汉地广大出家众都必须遵守的一项制度:不惟出家人要遵守食素之规,很多在家居士也纷纷效法,他们要么选择终生,要么选择在某些特定时段内吃素戒肉。
凡此种种优良传统,都非常值得藏传佛教及其教徒赞叹随喜。尽管梁代以前的汉地佛教徒未必将吃素定为人人都得遵照执行的规则,但无论如何,坚持素食的修为实在值得每一个大乘修行人赞叹、称扬。
近年来,随着藏地交通的改善,吃素越来越方便了,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理由坚持吃肉的恶习了。藏地高僧大德看到众多汉人乃至西方人都有吃素的传统,非常欣喜,于是也开始大力提倡藏传佛教徒吃素。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通过吃素能减少众生的痛苦,减少众生造恶业的机会,也能避免刀兵劫一类的灾难。现在三大寺大经堂上,所有供应的饮食都是素食,参加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的人也都吃素。
(3)佛教入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区别
在我国的佛教信仰中,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是两大重要派系,由于传入时间、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等不同,因此这两大佛教派系也有着不同之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佛学入门来了解关于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区别吧。
区别:
一、藏传佛教是显教菩萨乘和密教金刚乘合二为一的教派,而汉传佛教是大乘显教。唐代虽然译过一些密经,但都属下部密,而且早已绝传。有人将净土宗划为密宗,但从教义上衡量,这种观点恐怕难以成立。
藏传佛教四部密法俱全,但藏传佛教独有的密法是无上密,所谓即身成佛之法也只在无上密中才有,因为下三部密中虽有多种成就的修法,但都没有幻身和光明识的修法,而即生成佛却离不开这两种双运成就。
二、藏传佛教各派都以龙树中观见为主,虽然各派对中观二谛义的理解方面有千差万别,但没有一个尊唯识见者。唯识学研究只是为了从反面认识中观真理。
汉传佛教早期的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都持中观见,唐玄奘师出唯识宗门,故在东土弘扬法相唯识学,对唐以下的汉传佛教影响极大;六祖《坛经》解说事理契合中观,但后期禅家轻视经教,虽言重理,但不学经论而所得之“理”,也很难说清是什么样的“理”。
现在的汉传佛教大部分是净土宗,净土家认为:理深解微,末世断惑证理甚难,乘佛愿力,往生净土为易行之道,因此,不习中观唯识之理,只诵经典、佛号求往生。由于这些原因,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事理二谛的见解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
三、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信众的生存条件、生活习俗不同,因此,在饮食起居、典章制度、塔殿佛像的造型风格、信仰习俗、信众的心理素质等众多文化内涵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藏传和汉传佛教之间虽然有以上这些不同点,但在根本教义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点,只是表现在非本质的表面现象方面。
(4)藏传佛教与蒙古族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传入西藏佛教的一个分支,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喇嘛教。这个宗教是以密宗传承为主要特色,在元朝统一后,慢慢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与生活中,使蒙古族的文化打上藏传佛教的标志。
那么,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蒙古族文化吧!
藏传佛教初传蒙古族地区的特点
第一,政治色彩浓厚。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依靠的是蒙古族统治者政权的支持,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阔端在给予萨迦派藏传佛教统治地位的同时,也与萨班商议好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忽必烈同样借助宗教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通过八思巴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八思巴也以忽必烈的支持来保证萨迦派的地位。
第二,迎合心理。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蒙古人的心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出家的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吃肉等,对蒙古族没有太大的约束,方便他们的修行,蒙古族也需要一种比萨满教更富人文关怀和具一神权威信仰的宗教。
第三,借助萨满教。当时蒙古族的统治者对宗教实行平等政策,传统信仰萨满教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在民间的作用依然很大。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族地区时,为使其教义被接受,也往往以萨满教的形式传播。此时的藏传佛教对信仰萨满教的广大蒙古族人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当时的藏传佛教只在蒙古族上层流行,并未深入到蒙古草原地区。当元朝统治结束的时候,失去依托的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很快消失,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中断,虽然也有部分僧侣留下继续活动,但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三次政教结合与三次传播机遇
蒙古族统治者十分注意利用宗教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就为藏传佛教能够被蒙古族统治者接受创造了条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经历了三次政教结合,每次结合都为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机遇。
第一次政教结合始于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面,完成于忽必烈和八思巴时期。13世纪,扩张中的蒙古军队需要将西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混乱的西藏宗教派别都想取得宗教的统治地位。这种政治和宗教的相互需要促成了1247年的凉州会面,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创造了契机。此后蒙古族上层接受了藏传佛教。
第二次是1578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仰华寺会面。俺答汗不断征讨蒙古各部落,他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崛起的格鲁派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靠山来打击敌对势力。这种因素促成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面,这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获得了第二次机遇。此后,藏传佛教向东蒙古地区迅速传播。
第三次是卫拉特迎请格鲁派使者传教,固始汗进驻西藏。卫拉特遭受了百年的战争,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壮大实力,抵制其他各部的进攻,同时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扩展到西藏。这时候的卫拉特急需要一个可以建立统一思想、加强思想控制的工具;此时的格鲁派面对敌对势力的打击,形势危急,需要卫拉特的军队来保护自己,这种形势下促成了第三次政教结合。格鲁派在西蒙古卫拉特地区大力传播,最终成为全蒙古族的最主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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