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地位方面，《后汉书》在体例方面有开创之功。沿用纪传体断代史之例并吸收史记汉书的长处开创了“党锢”、“文苑”、“列女"等七种新的列传。既能反映东汉社会的特色和时代面貌，也在史学內容及体例上为后世提供了处理史料的便利方法。如清人邵晋涵称述其书说：“东汉尚气节，此书创为独行、党锢、逸民三传，表彰隐，搜罗殆尽。”而范晔所持的观点，深受后人称许，故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称之“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可见后世学者对后汉书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