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堂后半生的生活，说起来令人心酸。如同他在已是垂暮老者时的一封呈《有关负责同志均鉴》信函中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尚未到成都时，我随本军（四四军）在成都起义，任成都城防，临时番号叫“治总”。解放 军入城后，本军奉命在犀浦整顿。我于五零年自动请求返家生产，意在娶妻成家。回家后一直受到歧视。由于是起义人员，未戴帽子，但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每个运动便被批斗，无权获得工作，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这样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于一九八○年九月始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每月给生活费十五元。一九八一年我被选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因此由政协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五元，共二十元。到去年民政救济稍有调整，又给我加了三元。那么，我现年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三元。目前，百物飞涨，二十三元实不能维持我一个孤老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