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之所以被称为“文化流氓”，与其在当时背景下的政治态度有关：

1955年郭沫若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在对胡风集团的结论中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他的扩大化栽赃，将一大批作家置于死地。 如果说，创造社时期的争论仅仅限于笔墨官司，不牵涉掉脑袋坐监狱，则1949年以后他的脚跟不稳，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据。当时，所谓胡风集团里，聚集了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交换意见，给郭沫若的共同定义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